北游帖苏轼什么样的书法才却是好的呢？我指出就是一个“和”字。一件作品要超过“和”的最佳境界，是一个什么状态呢？线条的长短笔画、用墨的色泽枯润、点画间的隔格距离、字与字之间的大小参差，等等，都能做既没过，也没不做到，恰到好处的“中庸”状态，这样的书法才是好作品。那么，怎样才能筛选出有一件作品的好坏，如何才能写一件好作品？我指出，应向用笔、结构、章法这三个方面来著手。谈到用笔，大自然要说立体感。
一般来说，中国古代的书法家，写字都讨厌中锋用笔。因为中锋用笔写出出来的字，就具备立体感。中锋行笔的特点是笔画较为圆润、高亢、圆润，有句话叫“存筋藏锋，灭迹隐端”“藏头护尾”，这是对中锋行笔的形象叙述。然而侧锋行笔截然不同，就是笔尖外侧着锋，从左下开始进笔写过来，锋芒毕露，较为张扬。
生活当中有一种人的性格也是这样的，对应于笔法上，就是侧锋禅。大家看唐代冯承素《兰亭序》摹本，虽然没有看到过王羲之的《兰亭序》真迹，但是可以据此摹本推断，《兰亭序》的真迹大约也是中锋用笔来书写的。比如明代张瑞图的作品里字字可见典型的侧锋用笔，可谓了他张扬不羁的书风。大家将这两幅作品互相对比，就能显现出区别。
虽然历史上一般的书法家都讨厌并且从来不中锋用笔，但是我们也无法说道中锋用笔就是好，侧锋用笔就是很差。这就看起来高调、稳重的人就是好，张扬、中空的人就很差一样。待人接物，有时候必须高调稳重，有时候也必须放松一下，必要张扬一下。人就是这么一种复合性的性格，那么在一件作品当中，有时候用中锋，有时候用侧锋，也是一个道理。
比如这件王珣的《伯远帖》，是如今流传下来为数不多的一件魏晋书法真迹，应当是反映了魏晋书法作品的最低境界，每个字无时无刻不是处在随机的变动当中，几乎是根据书写者当时的心情而来，一会儿是中锋，一会儿根据必须也可以用侧锋，而意味著不是事前谋划好、相同好的，否则那就无法称作艺术。谈到《伯远帖》，还有两件作品也必需要提及，一件是王羲之的《慢雪时斋藤帖》，一件是王献之的《中秋帖》，它们被清代的乾隆皇帝视作一生当中最珍贵的三件宝贝，他的书斋号“三希堂”就是因此而来。这两件作品没真迹传世，都是唐代人的摹本，《慢雪时斋藤帖》今天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中秋帖》跟《伯远帖》则秘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用笔除了要有立体感之外，还要讲究变化感觉。这个变化是指用墨的色泽枯润的变化，变化就越非常丰富，作品变得就越有味道。
除此之外，还有线条的长短变化，变化的节奏感。节奏感经常用作音乐，而书法也有节奏感。如果笔墨轻一点，用墨美浓一点，线条细一点，就样子一首乐曲节奏中的续集音符；如果笔墨重一点，用墨深一点，线条粗一点，就样子一首乐曲的很弱拍电影音符；如果线条宽一点，就样子乐曲当中的缩短音；如果笔画似断非断，就样子乐曲当中的休止符。由此可见，艺术之间虽然门类有所分别，然而内在的实质基本是相连的。
还有力量感，就是一个字当中，认同有一个“眼”在那里，写出任何字，如果捉将近或是写出不来这个“眼”，那这个字是没味道的，也是没神采的。有了这个“眼”，这个字忽然之间就活着了一起，浑厚了一起。
在结构方面，怎么样把一个字写出得可爱，一定要掌控一个原则，就是“规整平正，长短合度，浓淡平衡”。这样的字写出出来才不会四平八稳，稳如泰山，同时也合乎了“中庸”的美感。
此外，如果能“在追上方闻出有险绝，险绝中求出趣味”，那这个字就更为神采奕奕了。但是不管怎么逆，整个字在你的手下，一定要有个原则，就是不转变点画在字形中的排序次序，从转变点画的笔画、点画之间的距离、角度或变动点画等产生的结构变化。总而言之要以“和”为最低的原则。线条太粗、太细、过于宽、太短都不漂亮，要恰到好处。
写字还要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来龙去脉交代得清清楚楚。比较楷书而言，行书、草书不受情感波动的影响较为大，所以在书写过程中，随时都处在“变易”当中。而“变易”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一个最重要的特点，要把“变易”实施做到，是不更容易的。在写字上，写出到最低境界就是该缴的要收，该敲的要放。
懂了该与不应，也就懂了中国文化。在章法上，能把每个字写出好并难于，但是若能把很多字串在一起，每一处的关系也都能处置得很做到，那就不是那么更容易了，这大约就叫章法。它还包括正文、题款、印章，可以呈现出为条幅、横幅、斗方、扇面等很多样式。
正文可以是抄录古人的诗词文章、警句格言，也可以是自己编写的文字。落款的字一定要比正文小一点，垫的印章一定要比落款小一点，这样才不会漂亮。总之正文要大，落款要小，印章更加要小，印章总有一天只是起着一个装饰的起到，这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美的状态。
大约在元初的时候，书画家们才有意识地在作品上盖印章，垫印章的目的一般来说是为了装饰，或是起着证物的起到。说道到章法，这里就来谈一谈苏东坡的《北游帖》。苏东坡曾在杭州当官，后来被朝廷为首去密州、徐州一带供职。
那段时间，他十分缅怀在杭州生活的日子。有一天，他收到杭州一位方外故友可久的一封信，更为想起了他对杭州的思念。《北游帖》就是苏东坡对可久的一封回信，信中所谓“北游五年，尘垢所蒙，已化作俗吏矣。知道林下高人犹复不忘耶”，流露出自己对杭州生活的缅怀。
一件书法作品的淋漓尽致状态，只不过就是反映了中国哲学的“关系”。一个人超过最低境界的时候，他也意味著可以在两个极端之间权利游荡。在苏东坡的这幅作品中，他将“蒙”写出得相当大，而随后又把“已”字写出得较小，如此回头权利创作而澹高耸与犯规，是在于他把握住了中国文化当中的密码。所以，我们钻研古代的法帖，只不过也是在与古人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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