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恺之《洛神赋图》（局部）资料图片《观我生赋》是颜之推晚年创作的自传体诗。颜之推梁亡后俘虏入北，逃难流寓北方，历仕多朝。

此诗写出于其初入北周时，以自身经历为线索串联历史，记述了他一生三化的人生际遇，包括了侯景之内乱、江陵失守、周灭亡楚等最重要历史事件，现实重现了颜之推在南北朝后期社会动荡不安中的迁台经历和自我感觉。自传体赋源出于楚辞，从陈氏族、列祖考到叙发迹、述经历，有记述的成分，但注重抒情。六朝时期，自传体诗由主观抒情性向客观历史性改变，将人生遭际与历史环境结合，在历史背景下书写人生，已完成作者自我形象的塑造成，并将历史的刻画放到突出位置上，将反省历史作为最重要目的。

此诗与同时期的庾信《哀江南诗》一样，在叙写历史中检视自我，用国史的手法记录时代的兴亡，从精辟的视角客观检视历史因革，从环境的变化中投影人生，既塑造成了作者现实的自我形象，又刻画出有一幅辽阔的历史画卷。但《观我生赋》与其他自传诗在书写体式上有相当大有所不同，它的自传性不仅反映在诗的正文上，还展现出在诗的自注中。此赋见所撰《北齐书·文苑传》颜之推本记，以两种有所不同的文体书写。颜之推为了更佳地展开自我传达以便让读者更佳地解读，在赋文中重新加入注解，除有韵的赋文外，还有散体的自注，大约1700余字，正文加自注共计3700多字。

《观我生赋》自注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具备独特性，体现了诗中自注体式的新的变。经传的注疏经常出现最先，其次是子部、史部的注解，集部的注解经常出现较早，集部中年所经常出现的是赋注。汉代早已有成熟期的赋注。魏晋南北朝时期，赋注堪称兴盛繁盛，并经常出现了多种形态，有他录、自录、赋图、赋音等。

赋家为自己赋作标示的现象并非始自《观我生赋》。谢灵运《山居诗》及其自录原始收录《宋书·谢灵运传》中，前人普遍认为是进赋作自注先河之作。

谢灵运《山居诗》自注略显义训，重于训释字词名物，还经常引经据典，阐释文意，伸延和补足赋文意蕴。如诗文云：“仰前哲之遗训，一柱性情之所便。命微躯以宴息，保自事以乘闲。

愧班生之夙悟，惭尚子之晚妍。年与疾而偕来，志乘拙而俱旋。杜平生于知游，浅海清旷于山川。

”自注云：“曰经始此山，遗训于后也。性情各有所之后，山居是其宜也。《不易》云：‘向晦之宴息。’庄周云：‘自事其心。

’此二是其所处。班嗣本不染世，故曰夙悟；尚平没能去累官，故曰晚妍。想迟二人，更加以年衰疾至。志寡求拙曰乘，并可山居。

曰与知游别，故曰杜平生；就山川，故曰浅海清旷。”总释此段赋文意义，认为所据经典，并更进一步阐述文意。自注与他录几乎车站在他者立场训诂释义有所不同，而更好地是注家自己想传达的与赋文完全一致的心愿。

正文中谢灵运对始宁墅一草一木精心刻画，以此来鼓吹钟情于山水的隐逸之情，自录文字与正文一样，释义注解亦多慰山居之艺，约自适之情，与正文表情达意具备重复性。《山居诗》自注在一个比较原始的段落之后，放入意思相似的自艺文志段，与佛经通本子录“事类比较”的体式相似。谢灵运所处时代，通本子录早已广泛传播，《山居诗》自录体式有可能从佛经通本子注中取得灵感。

《观我生赋》自注将《山居诗》自录阐述义理改变为修编与正文涉及的本事史实。相比于《山居诗》自录，《观我生赋》自注在内容下有了实质性的变化，仍然对词句展开必要的说明，完全没训释赋文任何一个典故的来源，自注中没全然的义训和必要述意抒情的内容，更好是必要故事情节，修编史事，逆说明性文字为叙述性文字。自注专释身世，遗著家庭出身、仕宦经历、逃难南北的交错艰苦，南北社会文化的涉及事件等，用史家笔法，描述自身经历与家族史，电磁辐射萧梁以及北齐的社会鼎革。

诗正文与自注互相密切配合。如正文对梁朝侯景之乱的原因，平定战争中诸王为个人利益从容的态度早已有所说明了，在自注中又更进一步详细描述了战争的再次发生过程和诸多子殒侄攻、昆围叔叛的历史细节：梁武帝纳亡人为叛变之基，萧正德怀恨在心转北后，求征侯景，告终后战败；侯景立之居多，以攻打台城；台城失守后，身处江陵的湘东王萧绎遣世子征伐河东，世子信用群小，为乱兵所害，等等。正文说道自己初供职“力阻冠而登仕，财解履以从军”，自注则具体说道“时年十九，释褐湘东国右常侍，以色列国防军攻加镇西墨曹参军”。正文说道自己供职北齐文林馆，参予复命“纂书盛化之旁，待诏崇文之里”，自注则明确写出到“楚武平中，署文林馆待诏者仆射阳毕之、祖孝征以下三十余人，之引专掌，其所撰《修文殿类聚》《录文章流别》等均谒宜春门奏之”。

自注与史书自注掇异革除实乃一径，正文与自注各自充分发挥自身体式特点，相辅相成。正文拘泥于声律，无法将史实及其缘由事事揭橥，自注以散体形式，用无韵之笔，补足有韵之诗不便描述之处，扩展了赋体的故事情节纪实功能，容纳了更加非常丰富的社会历史信息，诗正文与自注联合包含波澜壮阔的自传体史诗。从谢灵运《山居诗》自注到颜之推《观我生赋》自录，六朝赋体自红字相当大变化，呈现两种体式。

经传之录主要是训释字词、发明者经义，史书之注则多是掇异革除、修编史事。集部作品的注解，更加多受到前者的影响。赋注是时隔经传注后经常出现的文学注疏体，基本沿袭经传注疏章句训诂的传统。

《山居诗》自录注重义训，力求面面俱到，赋文自表格幽居，自注复详作疏释，自拜自解，唯求意尽，是更为典型的以训释字词、疏浚文意只求的经注体。《观我生赋》自注受《山居诗》自录影响，但又有相当大有所不同，将诗中自注由释典义理改变为修编赋文未明本事，不阑入注词释典，更加多展现出出以修编事绪、拓展内容居多的史注体特征。刘知几在《史通·纂》中指出，史臣因“才阙伦叙”而为自己书写的史书作注，自注的内容去除芜杂则“意有所罔”，全部记述则又“言有所妨”。

为了补史之阙文，又能使正文简洁，阐释详赡，将注解附列于正文后，既能使史笔简练，又能修编史事。赋体自注在赋正文后补叙史实，其起到和意义完全相同。赋体自注是六朝诗的体式创意。

但于赋作文体的圆融而言，于赋文中夹置散体注解，对赋家的文学创作思路和赋作的文气简洁，却是有所滞塞，故而于赋中作自录这种书写形式，虽在后世时有继作，却未沦为诗的书写常态。钱钟书先生很尊崇《观我生赋》自录，指出庾信《哀江南诗》没此类自注是憾事。

《观我生赋》自注与正文并存于同一文本，不训尔雅物，阐释意义，仅有列明和正文涉及的本事，与正文的自传性描述互相融合，是故事情节的有机组成部分，既有文学意义，也有史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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